五指山市

（3）主要取决于专业技术性和高度人性化判断的行政行为，如评估预测、考试评判、专家意见、资质认定等。

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关系，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得以建立和运行的前提。行政复议制度的这一性质在《行政复议法》的立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具体而言，1990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条例》第三条曾规定了行政复议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即：行政复议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受其它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预。

决程序的规定、第六十五条对言词辩论的条件的规定，以及第六十六条言词辩论的程序的规定。行政复议制度实施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立法技术的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理念与现实的冲突、理论与实践的落差。这一改革思路直指行政复议的制度定位，即—纠正现有的将行政复议作为权力监督手段制度定位，将行政复议制度的重心放在权利救济上，保持以行政方式解决争议的效率的同时，尽量引入司法程序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使行政复议制度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3}。另一方面，行政复议程序尽可能高效、简便，这是行政效率性的要求。《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进一步规定了上级机关监督和督促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工作的职责。

第二，需要强有力的司法监督，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为不服内部监督结果的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的救济，对行政主体的内部监督产生强有力的监督和威慑作用。当我们现有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问题和漏洞时，特别是在行政法领域，重新建立机构，通过法律授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职权，从制度上保障其与既有的行政体制脱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学界非常常见的一种思路[4]。[43]四、小结与传统的私人风险所不同的是，公共风险所酿成的事故并不能够被风险制造者完全内化，也无法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分配成本。

如前所述，公共风险与私人风险的一项最大的区别就是公共风险的存在对整个社会具有益处——公共风险是建立在该风险消灭了众多私人风险的基础之上，因此，很多公共风险不能够被消灭，而是应当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它使用非司法的程序来评估技术信息。[18]参见 Joel Yellin, High Technology and the Courts: Nuclear Power and the Need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94 Harv. L. Rev.489(1981)。但是在百日咳疫苗推广后，每年大概发生1200至4000起百日咳疾病，大约有5-10人死亡。

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欧IV的标准就比欧I的标准要好。在鲁滨逊的世界中，无论他是选择大排量的悍马，还是小排量的奇瑞QQ,这些汽车的尾气排放都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

[10]但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当风险演变成为事故时，可能并不存在一方的故意，而是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一种必然。当火车在麦地旁的铁轨上呼啸而过之后，因为火车和铁轨摩擦而产生的火花注定会对周边的农作物产生影响。与其相对应的私人风险，则是那些分散制造的，地方化的，可受个人控制，或者是来自本性的风险。三、政府规制改变了什么？（一）从赔偿到安全政府规制和侵权法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对此，学者大都是从他们之间的形式上的差异进行划分。

[24]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美国的药价上涨做了这样的描述：自1962年以来，每年发布的新化学药品的数量减少了一半还多。通过政府规制，可以克服这些弊端，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私人风险，通常的做法是由风险制造者来承担其责任，且经过验检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举措。二是在面对公共风险的时候，个体行动超越了风险所能够承受的成本的边界，从而导致该项公共风险消失，但是代之而起的却是其他更为严重的风险。

然而在这个体系中，将确定‘太多风险的任务交给了成千上万不同的陪审团，他们并非以统计学的生命价值为根据，而是要根据法庭上那些实实在在亟待赔偿的受害者情况，来回答是否构成太多风险的问题。加害人有能力对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无论是从诉讼形式还是生活的实质，现阶.段的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汽车尾气的受害者无法通过侵权法向汽车尾气的制造者追究因为尾气排放而导致的各项损失。侵权法就是让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威慑潜在加害人，使其提高活动的注意程度，从而减少风险程度。

[32]也就是说，补偿正义通过让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责任赔偿，界定个人和国家的界限，从而确保了个人的自治。注释:[1]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前，几乎所有的商业纠纷都是通过私人之间的诉讼得以解决。[13]参见 Cherry, Brunell, Golden Karzon,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Pertussis and Pertussis Immunization—1988，81 Pediatrics 939（Supp. June 1988）， quoted Notes, The 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 Injury Act: Implications For DPT Vaccine Manufacturers and Victims，28 Washburn L. J.274, 283（1988-1989）。因此，在现代社会通过侵权法来解决公共风险，对侵权法的能力首先存有疑问。摘要: 现代社会存在着诸多公共风险，也存在着诸多针对公共风险的政府规制。与私人风险相比，公共风险还存有其他特征。

[19]要对公共风险实行私有化的根本前提就是责任的不明确会让潜在的行为人不注意其行为的外部性，从而造成如哈丁（Garrett Hardin）教授所说的公地悲剧。[12]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由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 Kline）药厂生产的子宫颈癌疫苗卉妍康（Cervarix），在英国导致1300多名女学生出现副作用，部分12及13岁女生甚至发生瘫痪、痉挛及视力模糊的严重副作用，有人更患上厌食症，当地有关团体呼吁应暂停这种疫苗注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权益受到公共风险侵害之后就不再获得法律的保护，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体现出来。从统计学上说，平均每片药的价格要比其他OECD国家高出118%。

对某些产品来说，价格上升与社会公众的福祉无关——比如一些奢侈品。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存在着因果关系，即被告行为明显地导致了原告所遭受的损害。

[4]压力集团理论的观点和政府俘获理论相反，波斯纳是该理论的开创者，他在观察了很多为了特定消费者集团利益的规制案例后指出，在这些案例中，政府规制是有损产业利益的。第四，关于成本和收益具有相同的信息是与许多情况下的伤害有关时，一个事先的规制制度将可能会更加优越的。通过这样的判决，给潜在的加害者产生威慑效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全和卫生。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60人受伤，并引发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导致哈尔滨全城停止供应自来水。

究其本质，这是一种私有化风险的进路：通过让加害人对自己行为负责来提高注意义务。疑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源于技术上的困境，即侵权法在面对诸多风险时的体制性故障，使得它不能够胜任对公共风险的治理。

[27]参见[美]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31页。换句话说，个案式的调整固然可能在个案中实现所谓的矫正正义，但是实际上并无助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风险分配机制，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会因为侵权法而发生行为扭曲，最终导致社会福利的累退。

[5]寻租理论认为，私人和集团所有致力于稀缺资源的政治活动都是为了追求由政府许可的垄断权。政府规制一般而言，对风险的治理存在市场和政府两种进路，对应到法律制度上，就是事后（ex Post）的侵权法和事先（ex ante）的政府规制。

[7]有关风险的分类和讨论，可以参见李瑞昌：《风险、知识与公共决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88页。[30]这个原则广泛地体现在英美侵权法、契约法和财产法中。当潜在的加害人必须内化由其自身活动而产生的损害成本时，便会激励他们在一个有效的水平来为安全进行投资。Sam Peltzman,Towards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19 J. L. Econ.211(1976)。

该制度的运作不需要成本或者成本很少。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2 Bell J. Econ. Man. Sci.3(1971)。

但是，这种风险的私有化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双方的损失是可计算的。以核电为例，三里岛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发生让人以为核电比火力发电更加不安全，但实际上核电的安全性远胜于火电：如果提供相同量的能源，那么火力发电将会带来更多的污染

该局发表的报告中说：在向本局报告、怀疑与卉妍康疫苗有关的不良反应中，大多数要么是产品说明中已列明的已知副作用的症状，要么是由注射引起的，而不是疫苗本身引起的。于是，传统的侵权法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就显得手足无措。